走进泸沽湖

暑假去云南旅游，在我的印象里，值得一写的似乎只有一个泸沽湖了。

丽江古城和黑龙潭固然不错，只是留给我感官的欣赏大于内省式思考；登了一回玉龙雪山，印象最深的是，玉龙雪山成了山脚下的农民在经营他们家的自留地，美景没看到多少，却闻到了满山的马粪味道；大理的苍山、洱海的确迷人，但我还是有一种很疏离的感觉。而只有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给我的云南之行涂上一抹亮色。

和去年在西藏看到的羊卓雍错、巴松错相比，在自然风光上，泸沽湖的档次还要低一些。我觉得，如果要说羊卓雍错和巴松错更趋于遥不可及的仙境的话，那么，泸沽湖则更像凡间的天堂，那是一个一旦走进去就不想再走出来的地方，尤其对于男人来说更是如此吧。

汽车从丽江出发，在时雨时雾的山路上向泸沽湖方向“颠”去，坐在车上，你可以尽情体会云南的诸多特点：山多雨多植被多，天是湛蓝的，地是铁锈红的，极目非常生态的自然环境，你不禁会向往那住在翠绿的半山腰处的少数民族人家来。这种向往，到了泸沽湖会到达极致。

泸沽湖并不像旅游地图上标注的那样：仅仅是四川西部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湖泊，从四川境内无法到达，只有从丽江经过宁蒗才可能去。而到那里走上一匝，你会发现泸沽湖水域相当大，它铺展于云南和四川交界处，有三分之二在云南，三分之一在四川，而通向它的公路从四川的西昌和攀枝花出发似乎更好走些。汽车在云南诠释着“滇”的别种意义，而一旦走入四川，你仿佛一下子从远古走入现代。

从丽江开出的旅游中巴经过漫长的八个小时才驶进泸沽湖。站在跟洛水还有七八公里的观景台上，居高临下，整个泸沽湖在浓阴下还是袒露出它摄人魂魄的美丽来。重山合围中，泸沽湖静静地仰卧于密云之下，拥着大大小小的岛，眏着岸边的绿和天上的云，叙述着一个令游客们垂涎的神话：那就是，居住在这里的摩梭人至今还沿袭着人类早期的母系社会习俗，男子走婚，女子持家。

在里格住下来，轻轻触摸泸沽湖的秀美与恬静，晚上参加游客远多于摩梭人的篝火晚会，夜里梦自己去走婚竟被一只狼狗咬了回来，第二天坐扎西家的小车经过小洛水、大嘴村和四川境内的泸沽湖镇去看草海，在走婚桥上把自己打扮成摩梭男人想象摩梭婚俗的浪漫，在草海里听男女船公边划船边唱摩梭情歌，返回时车子坏在川滇交界处的杨二车娜姆博物馆那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看一眼杨二的博物馆，然后沿着正在施工的公路往回边走边拍去时没有拍到的风景，下午五六点回到里格，晚上又赶到洛水住下。在泸沽湖一天多时间里，我虽然也陶醉在泸沽湖的美景中，但和想进一步探究摩梭人的婚俗相比，前者似乎成了后者的手段。身处泸沽湖，我更想深入了解为我所不熟悉的摩梭人的生活，并且以“走婚”为切入点。

坐上扎西家的小车在去往草海的路上，我向那位既做司机又兼导游的摩梭男子谦恭地请教许多在我看来非常神秘的问题，诸如男女“阿夏”关系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他管奶奶、妈妈和姨妈叫什么？他有姑姑吗？摩梭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有自己的“阿夏”？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等等。那位三十左右的摩梭男子很健谈，他兴致极好地回答着我的提问。他讲道，在男不婚、女不嫁的摩梭族里，“舅掌仪礼母掌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老祖母是一家之主，男子在家干活，抚养外甥，而自己的孩子则由孩子的舅舅去抚养。摩梭孩子无论男女都会在进入十三岁那一年的正月初一举行成年礼，男孩站在男柱下，由舅舅给他换成人衣裤；女孩站在女柱下，由母亲给她换衣裙。成年礼举行之后，男女就有资格有自己的“阿夏”了，但一般都会在十七八岁以后才会真正有自己的“阿夏”。对于孩子会有怎么样的“阿夏”，这完全是孩子自己的事，双方家长绝不干涉。男女双方一旦确定了“阿夏”关系，一般都相当稳定，和汉族的婚姻所不同的仅仅是没有领取结婚证而已，孩子也自然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并且会认的。——既然和汉族的婚姻没什么大的区别，我几乎对摩梭人的婚俗一下子失去了兴趣。

如果没有从里格到洛水之间三个摩梭男人的补充叙述，对摩梭婚俗的了解仅限于扎西家的那位摩梭男子的介绍，我的泸沽湖之行就浮浅和苍白许多。在里格到洛水的顺风车上，为了验证摩梭婚俗是未领结婚证的汉族婚姻的真实性，我再次向他们提出我的疑问。三个摩梭男子先后抢着答道：如果和汉族一样，这还是摩梭人吗？还是走婚吗？他们告诉我，在摩梭族人里，男人的地位很低，他们没有继承家里一根筷子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就是白天在家里干活，夜里出去走婚。如果一个摩梭男人连婚都走不出去而没有自己的阿夏，那这个男人就太没本事太可怜了，他晚上也只能睡在老祖母的火塘前了。在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里，有长期的阿夏关系，更有短期的阿夏关系，男人可以同时有几个阿夏，女人更可以同时拥有几个阿夏。讲到这里，他们有些兴奋，我也不觉兴奋起来。我问，现在的摩梭男人还要晚上出去爬墙翻窗吗？如果遇到了“捷足先登者”该怎么办？他们说，现在方便了，都用手机联系，你给她打个电话就可以“摸”进去然后“索”出来。摩梭嘛，就是“摸摸索索”。至于“捷足先登者”，一般不会遇上，因为男女双方是提前约好了的。万一遇上了，怎么办？那就打呗，看谁有力气了。我不觉再问：作为摩梭男人，走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一个摩梭男子即刻回应道：胆子大，脸皮厚。他接着说，摩梭男人可以没有其他本事，但他必须有本事找女人。摩梭语里没有“强奸”一词，男人就全当自己是流氓吧。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汉语里“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深层原因来：牛粪一旦染上鲜花，鲜花似乎只有把自己插上去了事。我最后问：泸沽湖现在的旅游业这么火，如果有外面的“小姐”混进来“做生意”的话，岂不很容易？一个摩梭男人中气十足的回答：她们不敢。如果她们胆敢进来，摩梭女人会把她们“做”了，摩梭女人在这方面狠着呢。一个“做”字伴着一个宰鸡的手势，让我立即明白了摩梭女人在捍卫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利益面前的霸气和强悍。

三个摩梭男子的叙述也许有夸张失实的一面，但我不想去深究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叙述的摩梭人的生活更符合人性深层次的某些东西，也更接近我关于摩梭人的心理预期。车到洛水，我跟告别他们时不觉有些忘形地说：今夜，我也走婚去。

天很黑，夜很凉，路灯没亮几个，街上看不到行人，四周静得出奇。我一人在街上走了几十米，感到害怕，就回宾馆继续做在里格没有做完的“走婚”梦去了。

 我不喜欢“宣传”一词，但是，作为中国人，要在中国生存甚至发展，就得学习甚至掌握“中国式宣传”。尽管这种行为有些类似于教孩子如何去说谎做贼，但是，没办法，谁叫你生在中国呢？

中国式宣传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开口讲话还是提笔写文章，都得给自己确定一个主题，即现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可以尽情颂扬的。如果想把这种做法公式化或者技巧化，那就得活用我乡下老家门帘上的四个字：今胜于昔。

活在清朝，你可以大骂明朝或者唐朝，惟有清朝是只能歌颂的；合作社时村子里饿死了人，你可以诅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对于合作社，你也只能有说不尽的感激；站在文革之后，你可以对1957年开始的政治上的疯狂进行口诛笔伐，但当时你是不能说的，之后的口诛笔伐也是有分寸的，你必须建立在对现行一切肯定的基础上才会有说话的空间，进而会有发展的机会。对于当下发生的一切事态，属于正面的，你要和大多数人一样沉浸在“激动”、“幸福”的海洋里不能自拔，你要为奥运会写诗、为神七填词，总之你能怎么折腾就看你的才华了。尤其最为重要或者说密而不宣的，当负面的、不幸的事件发生后，你要从消极的事件中跳出来，不要去追究造成此次负面事件的深层原因，而是要变换个角度去赞扬、去歌颂。这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大智慧，是宣传之为宣传的要诀，是作为中国人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非典了，矿难了，火车出轨了，地震了，毒奶了……，你不能心存不满，你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主题，不符合这个主题的你全当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则大可造就，大有发展潜力，大有提拔的可能。如果你更进一步在合适的时候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你则完全可以进入出人头地的“人杰”行列，将来与你握个手我多少天都不敢去卫生间了。

学了多少年的政治课，参加了无以计数的政治学习，到今天我突然明白了，政治上的东西，原来如此简单。

中国文化是喜鹊文化，你就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喜鹊角色吧；中国社会是老人政治，你只有懂得了如何讨好老人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国情永远是不择手段地去巴结上级和愚弄底层，你只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就会成为杰出的领导人物；中国的教科书中有许多是经不住理性拷问的东西，你的才干就是要把它发挥得要经得住理性拷问；中国式真理的标准是“利我主义”的，你只有充分理解了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才算把握了它的精髓。在中国，不要怀疑，不要批判，不要追寻真理，更不能指责现行一些明显的弊端，你要生存且有好的发展，那就睁着眼睛说瞎话吧，那就时刻准备歌颂吧。在歌颂中，你自然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在歌颂中，你也会幸福出一脸慈祥来；在歌颂中，你会充分理解林副统帅的箴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深刻。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只是没有人愿意捅破它。

套用央视曾经热播的一档节目《永远的丰碑》结束此文，中国文化不可能出现“扒粪”运动，中国国情只能高唱：永远的功绩。

        什么时候我将不再因畏惧而膜拜权势？

        什么时候我将不再为好大喜功而动容？

        什么时候我喝的奶吃的食品是安全的？

        什么时候我不再教孩子在学习谎言中谋生？

       什么时候真理成为社会的最高法则？

       什么时候不再把荒蛮当作无与伦比的文明？

       什么时候不再忌讳人说自己头上本有虱子？

       什么时候爱国主义不再成集权的表征？

      什么时候不再歌颂原子弹的威力？

      什么时候不再崇尚暴力革命？

      什么时候不再把地域偏见当成金科玉律？

      什么时候地球人意识在你脑海波涛汹涌？

      假如送你一张签证，

      一张可去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签证，

      那么，你想走就走吧，

     我会坚定地送你走出我的眼睛。

仰望李白吟诵过的月亮，

亲吻马可波罗走过的地方；

陶醉在庞贝人呼吸过的空气里，

你的热汗，在我身上滚滚流淌。

日月河海重复着亘古不变的命题，

生命在释放欲望中此消彼长；

几千年几万年我只是路人，

但我得意，后人将观赏我凝望过的月亮。

我送上我的凝视，河山不老，

我献上我的诗情，激动在你的梦乡；

为了生命的欢娱，历史挤出了多少血泪，

谁伴我站在礁石上，看大海苍茫？

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和不朽，

看又一颗彗星像谁放的风灯一样；

浮华和喧嚣是上帝正做的梦吗？

哪一天，有什么人会给月亮送葬？

 暑期结束从西安回来，照常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去九龙江边跑步挥汗，让一个暑假堆积起来的多余脂肪逐渐消去。如果要说湿热的闽南带给我的最大的快乐，那便是在江堤上痛快淋漓地挥洒臭汗了。

时隔两月，九龙江边的江滨大道终于贯通水泥路面了，施工人员正在整修公路两边，非机动车道铺平了，人行道也开始铺砖石了。尤其路南绵延几公里长的九龙江堤坝，更是用砖石水泥修建着各种人造景观呢。将来这些人造景观会把江滨大道妆点成什么样子，现在正施工，还看不出其美丽来。

每天下午在游泳的地方放下自行车，换上运动鞋，光着膀子，奔跑在还因正施工而显得非常杂乱的路面上。工人零散撒在公路两边，从西洋坪大桥那里一直撒向一公里外的地方。我从他们旁边跑过，有人看到我不怕热而跑步的样子，还热情地打个招呼或者喊一声加油。这个时候，我也会向他们招招手或者点头微笑一下。

他们很朴实，都应该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吧。强烈的太阳光应该是闽南这方地域送给他们最盛情的礼物吧，他们似乎只有慷慨地接受了。对于他们来自何处，每天工作多久，待遇如何，我无遐也不便打问。近些日子，我却对他们正在或将要铺在地上的砖头和石头感起兴趣来。

北方的砖块是用黄泥巴烧制而成，过去见到的多为红色或灰蓝色。而江滨大道上正在用的砖块是灰黑色，块头也要比北方的砖小许多，且看上去非常粗糙。有一天我提起两块砖看了一下，很快就把它们扔在原处，觉得它们离我期望的相距甚远。于是，我在每天的跑步中不再关心它了，而是注意起经过机器切割的条型石头来。

公路的水泥路面中间和两边都需要高低大小不等的条型石头去坚守，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边缘也要用许多条型石头。石头是青色的大理石经过切割而成的，长都在一米以上，有的四面都切割得很光滑，有的只切割了三面。在已经整修好的路段那里，也会剩余一些长的或短的条型石块。有几个下午，我在跑步中仔细注意着那些剩余的石块，跑步锻炼似乎仅仅成了我观察那些石块的手段。

终于，我有些兴奋地发现了一块长度约一尺的条型石块，且四面都是经过切割的。我用手一搬，感觉沉沉的，真的跟石头一样沉。用手摸去石头外面的泥土，经过机器切割过的石面是那样平整光滑。尽管这块石头的两端因施工时敲击断裂而凹凸不平，但我还是觉得它就是我期盼的，就是我要寻找的。

尽管是施工用完的废料，但它毕竟是人家施工用的，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把它搬回去，也不好意思找那里施工的领导去讲我要搬回那块石头去用。试想，大白天搬一块石头回家去，路人用疑惑不解的眼光询问我或者直接问我要它何干，我又该如何面对呢？

那天，从江边跑完步且游完泳回来，我就萌生了一个晚上骑车去把它偷回来的念头，我怕万一让人搬走或者被人于他处。所以，吃罢晚饭，新闻联播还没有看完，我骑车到了那块石头的地方，等候没有车辆和行人的时候，把那块石头放在自行车框里，如获至宝地骑车飞奔回来。经过学校家属院门口时，看门的老头一下子就看到我车框里的那块石头，然后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我，我别无顾及地从他身边骑车经过。管他心里怎么想呢？

我把那块石头放在阳台上的水池里清洗了几遍之后，然后心里美滋滋地拨通了远在乡下的母亲的电话。我有些激动地说：妈，我把你要枕的东西找到了，石头的。

母亲睡觉，几十年都枕砖头，习惯了。即使过去去洛阳、西安和上海住，也要让我们提前给她准备好睡觉时枕的砖块。如果能有一块光滑的石头让她睡觉时枕着，那是母亲最快意的。

下个月，母亲要从遥远的陕西来到闽南我这里住下，我给她提前捡了一块枕石回来，想来挺欣慰的。

  厦大漳州校区，我只匆匆去过三次。第一次是两年前，那时，学校主楼已经竣工，其他楼群还在施工，但学校的整体规划已经了然了。如果说厦大分校那次留给我的印象仅仅是恢宏和漂亮的话，那么最近两次去厦大分校给我的感受则是：我们能想到的，厦大远比我们想的做得好；我们没有想到的，厦大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精细。在那里，你完全可以告别以往的粗疏和不讲究，让自己活得更像个人，更尊严些。

我还没有机会在厦大校园里仔细走一圈并拍些照片回来，9月2号去那里是领取教材和看上课地点的，只在经管楼和人文楼那里逗留了很短时间；9月3号晚上赶到学校北门时已经快九点了，9月4号上午在教室上四节课，十二点半就坐车离开那里。但是，也就是2号和4号的浮光掠影，让我对厦大刮目相看了。

大海在离校园大概几百米的地方，在校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阳光下的校园沐浴在海风里，沐浴在翠绿中，给人一种敞亮、宁静和美不胜收的感觉。厦大率先给本科生开高尔夫课，只是我还不知道高尔夫球场建在什么地方。仅顺路看到的图书馆、运动场、体育馆、人工湖和整个校园的绿化，就会让你觉得厦大毕竟是厦大，在中国新扩建的大学里，厦大应该是位于前列的。

有的学校新建成一个运动场，铺了塑胶，但还是怕人随便进去，竟用铁丝网围起来，只能在专门的时间段由专人打开它。而厦大就不同了，颜色艳丽的运动场是二十四小时对你开放着的，你想什么时候进去运动那完全是你的自由。有的学校的教学楼在一开始的设计上就存在许多瑕疵，教室小，不通风，讲课互相影响；管理方面更是跟不上去，教室没窗帘，桌椅、风扇、电灯坏了无人修理，所谓的多媒体教室看上去别扭，使用起来也问题多多；更有甚者，整个教学楼没有教师休息室，课间教师要喝口水有可能得跑几层楼，教室和楼梯的卫生状况让人不愿意把它与大学联系起来；尤其令人尴尬不已的是，男女卫生间门贴门，无论男女，谁去一趟卫生间似乎都得把人的尊严踩在脚下才有可能。而厦大我所上课的地方，教室很宽敞，前低后高，你或站或坐在教室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用一个袋里的钥匙打开讲桌上的多媒体设备，幕布会自动垂下来，讲桌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左边是电脑，右边是投影仪。尤其让我感慨不已的是，从教室管理室那里领取来的装钥匙的小袋里，有一个笔型扩音器，外带一块电池，还有一片润喉片。呵，一片润喉片也许是小得不值一提的事情了，但在我从教二十多年里第一次遇到，也让我在意外之余不得不佩服厦大的人文关怀了。课间休息走出教室，你可以就近从一个自动饮水机那里给自己的杯子里装满水，可以坐在走廊上的专供人休息的椅子上跷二郎腿，可以去很干净很人性化的卫生间去解决你的基本问题。教室、走廊都有垃圾筒等你抛放垃圾，你绝对不可能随手把垃圾乱扔在别的什么地方从而污损了那属于真正的人的生活环境。

大学是让人充分体会人之为人的场所，大学是塑造理想生活方式的地方，大学在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生存理念，厦大做到了。而同样是斥巨资扩建学校，其他众多学校呢？近几年走的学校不多，我不得而知，不敢妄言什么。

下周去上课，我一定早些去并带上照相机，拍些厦大分校的照片回来。

      晚上04级学生毕业聚餐，喝了不少啤酒，晃晃悠悠骑车回来，路上竟哼吟出下面的句子。

                                                                 我在时间的荒塬上邂逅了你，

                                                                 那是一种点燃我未来的美丽。

                                                                 逝去的诗情痉挛了一下，

                                                                一弯新月在，

                                                                看繁星低首无语。

                                                               你在窗前梳妆着你的风景，

                                                               影子却拉长在我的古道里。

                                                              为了寻找高迪安结的源头，

                                                              我彳亍一路夜光，

                                                              在时间尽头等你。

 埋葬父亲的时候，按照丧葬礼仪，我们先去了爷爷的坟。那是一块连坟冢早已找不到的坡地，七十年代学大寨时平整过，后来划成了别人的责任田，一大片果林让人进入其中后更是不辨南北，爷爷的坟址连我都不敢肯定其具体位置了。父亲在世时说爷爷去世时正遭年馑，安葬时的棺材半截用柜半截用风箱拚接而成。在那密不透风的果林里，我们点燃蜡烛和几张纸，跪拜磕头之后，我噙着泪水望着远处的山峦，心里默念道：我的爷爷也曾经活过二十多年，只是一切已经过去。

父亲在世时坚决反对我们对他的棺材进行油漆，其理由是爷爷的棺材让他一生都有些心酸。所以，父亲去世后，我们请人给父亲的棺材刷了清漆，算是对他遗愿的遵从吧。在我们的家族里，父亲活了81岁，算是高寿了。但是，即使百岁，也已成了过去。那天父亲下葬的时候，我就想，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成为过去的。

人和人的不平等性可能在射精排卵时候就已决定了，龙种的命运肯定不同于贱民。但是，如果说生命还有绝对的平等的话，那就是死亡了。死亡可以让生命过程显得弥足珍贵且充满意义，死亡可以让任何一个达官显贵与草民一样都会化为尘土。在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时间的荒野里，每一个人都是匆匆过客，没有人可以成为永恒；那么人类呢？地球呢？也许终究也会成为过去。

爷爷和父亲都是极普通的农民，不可能有自己的墓誌铭。那么有朝一日轮到我了呢？我想我还是要儿子给我刻墓誌铭的。我不能洞穿远古，更不能预见未来，在渺远的时间面前，我似乎只能说：一切都会过去。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正经历的一切都会过去，未来的一切也都会过去。在时间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成为过去的。人的一生，迟早都会成为过去，早一步不忧，迟一步不喜，关键在这个过程里无愧于生命曾存在过，无愧于生命的律动和感受。人不能期望别人能把你怎么样，而是要看自己活得怎么样。活过，爱过，恨过，奋斗过……就应该知足了。尤其当你正在经历你所不能逾越的坎坷时，你千万别糟贱自己，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如果有一天你真正参透了时间和生命的蕴含，你或许会在为名所累、为利所役的生活中过得稍微超然一些，你注重的更多的大概是生命本体的感受，让生命本身的向往愉悦和体验愉悦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多一些。

曾经写过一首很不顺畅的《杂感》，依稀记得只有“落幕处，是否会有新月如钩”还值得玩味：

人类被上帝放逐/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从兽到人经历了亿万年/从人到兽只需一个念头/欲望说，我要占有一切/孤独讲，我就是整个宇宙/大家都是被劈成一半的球体吗/哲学又证明他们必然死于孤独/那么人呵，你尽情地往前走/挥汗如雨赶到了尽头/落幕处，是否会有新月如钩/幸福把童贞卖给了嫖客/命运告诫我：你只有品尝一切的自由！

有朝一日，我谢幕时，是否会有新月如钩？那么你呢？他呢？人类呢？当地球终于拖着美丽的尾巴从天际划过，成为一颗流星时，我曾经笑着对你说过：一切都会过去。

        本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校历上的二十一周时间，感觉是何其漫长！尤其本学期还要经历一个令人恼火的教育部水平评估，时钟好像揣在自己怀里一样很不踏实。但是，突然拿到了29号回西安的火车票，暑假已经在望时，我却有些惶惶的样子。

       还没有做好过暑假的准备，还有许多事情没做，而一切已经过去，暑假已经向我招手了。

      6月29日到8月30，整整两个月时间，我将在没有网络的现实世界中度过。西安的新居虽然一切都已齐全，但因为不住，所以宽带是没有通的；陕西乡下的生活更是一个恬静得令人忘记网络世界的地方，我能做的就是去果园里放飞晚霞，放飞思绪，任瓜果和青菜满足我的口福，而诗性呢，也许会睡在我不曾想起的地方了。

       西安必须呆一些时间，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办；乡下更是要呆许多日子的，因为父亲刚刚过世，我得给父亲守“七”，更要多陪陪已经年迈的母亲。书免不了要带几本，那是用来打发夏日午后的无聊的。带一个不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也许能写几篇不咸不淡的文字，也许什么也写不出来。

       整整两月呆着不是我的性格，我会急出满头白发来。所以，找个合适的时间，我准备去云南溜一匝。一个人，背着行囊，走哪儿哪儿就是一站，也许会泸沽湖会是其中的一站的。

 如果把“范跑跑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作为人，他有拒绝崇高选择卑微的权利，他的言行可以原谅甚至可以理解；而作为老师，他的言行无疑在践踏整个社会在守望着的岌岌可危的道德底线，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会因“范跑跑事件”而进一步恶化。但是，我又不满足于这样的解读，因为这毕竟有些就事论事。我在思考，北大毕业且思想激进的“范跑跑”先生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暴其丑，他的言行在指向什么或者说在PK什么？看了许多评论觉得都没有挠到我心中的痒处，所以，生性不爱凑热闹的我也忍不住要凑一次热闹了。

没有看到关于“范跑跑”所在的学校尤其是他所在班级在5.12大地震中伤亡的报道，从相关文字里也知晓“范跑跑”的妻女包括他为逃命而不会抢救的母亲都安然无恙，这样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盲点在说明什么呢？“范跑跑”安然无恙，他的学生安然无恙，他的亲人安然无恙，有了这几个“安然无恙”，才为他于震后在网络上“洋洋得意”地自揭其短以PK他想PK的东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假如说范所在的学校亚光中学的教学楼也是座“豆腐渣工程”，他做了谭千秋也只能保护四个孩子，他做了“跑跑”也可能没跑出来也可能跑出来了：没跑出来则可能被人们追思或者歌颂，跑了出来而学生没跑出来或者没有完全跑出来他不可能像后来表现的那样“肆无忌惮”。尽管教师法里没有明确规定教师在危险来临时不能逃命自保，仅学生家长的问责就会让他无地自容，那有可能到网络上去“炫耀”呢？再假如范的亲人在地震时被压在废墟里，即使是不会动摇他逃跑的信念的母亲，再冷血的他在活命之余也一定会忙着在废墟里扒亲人而不可能上网去写《那一刻地动山摇》而“走红”网络。“范跑跑”之所以如他后来所表现的那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学生、他的亲人没有死伤于“豆腐渣工程”。尤其是亚光中学的教学楼不是危楼为他和他的学生提供了逃命自保的客观条件，更为他上网“炫耀”自己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如果说“范跑跑”的言行在PK他想PK的某些东西的话，那么，他所在亚光中学的教学楼在PK其他众多学校的“豆腐渣工程”是他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

“先跑”且振振有词，“范跑跑”在有意无意PK着令人发指的“让领导先走”现象。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派来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幕布太靠近光柱灯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对学生们说：“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于是，学生们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领导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一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剧场内电灯已全部熄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796名学生全部陷入火海，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而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多人，当时他们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走出剧场门口时个个还衣冠楚楚！——当时没有网络传播这件遗臭万年的事件，但国人还是永远记住了。与“范跑跑”相同的是，都是比较“理性”地“先走”或者“先跑”，在“连坐”层面上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让领导先走”与“范先跑”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让领导先走”，而后者则纯属个人行为；前者造成惨重的伤亡而后者没有；前者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后者。如果要追究“范先跑”的责任，首先应该“连坐”的就是制造“让领导先走”者的责任了。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官员的升任去留基本上取决于上级，所以，敬上甚至媚上就是必然的事情，“让领导先走”就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一个具有崇尚权威癖的文化，谁是“让领导先走”的始作俑者，似乎谁都是，似乎谁都不是。“范跑跑”想“连坐”或者PK的，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一种文化现象。“范跑跑”已不战自败了。

如果说“范跑跑事件”就此结束不跳出一个“郭跳跳”，范要明确PK的“伪道德”和“假崇高”还没有明确目标的话，那么，6月7日凤凰卫视在《一虎一席谈》里请来了郭松民先生与“范跑跑”进行辩论，把范想PK的目标明确化了。本来真理和正义应该在郭先生一边，但没想到郭先生“一跳”，居然输给了“范跑跑”，既让“范跑跑事件”有了戏剧性的发展，更让“范跑跑”赢足了观众和网民的支持，“宁作真小人，勿作伪君子”几乎成了舆论的主流。如果能作真道德和真崇高，无论是真小人还是假小人都不能撼动它半分。问题在，中国社会的道德和崇高标准大多是为别人尤其是为下层人制定的，且标准太高、苛责太严，而为民众所拥戴的“榜样人物”大多数无视道德和崇高的基本制约，父不父、子不子、贪污腐败、生活糜烂者“马列主义上刺刀对人不对己”，于是，对人一套对己一套、责人严待己宽则成了中国社会比赛谁把假话说得更像真话的温床；于是，当后现代主义的削平深度、拒绝崇高、游戏至上的“无厘头”文化在中国成气候时，“痞”气十足的“无厘头”首先要瓦解和颠覆的大概就是假道德和伪崇高了。正像现代人多喜欢猪八戒而不喜欢唐僧和孙悟空、不少女士多喜欢西门庆而不喜欢武松一样，人们需要更加真实、更加世俗的道德和崇高标准，而排斥那些故意拔高只针对别人的道德和崇高标准。“范跑跑”用一种自暴其丑、自揭其短的方式向中国社会的“假”宣战，其勇气足矣，虽有“郭跳跳”反衬了他，但他最终还得败下阵来，因为“去伪存真”在中国历史上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远不是“范跑跑”一跑一PK就能解决的。

“范跑跑”最后要PK的大概就是中国教育了。作为北大的毕业生，作为有媒体工作经历的人，尤其作为教师，“范跑跑”应该对中国教育的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有很深的感触。我不知道范的学生对范的真实态度，但它的言论激进、个性另类、讲自己最想说的真话应该足以吊起青年学生的胃口。中国教育把自己典当出去或者“侏儒”化了，其根本原因是人所共知的。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思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人的思想，教育承传的“假真理”和“伪说教”不是在培养正直、智慧、理性的人才，而是在培养“绵羊”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造假者、媚上者和两面派。“绵羊”式教育的特点就是排斥异端且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让思维视界逼仄化。呵，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或者说一个未来社会的“灵魂”堕落到这等地步，岂不令人呜呼哀哉？“范跑跑”以他张扬的个性、以他的“异端邪说”、以常态教育所想不到的方式向中国的教育现状挑战，自不量力，其悲剧性也是一个必然。

假如我是范美忠，我可能后跑；如果真像范一样“先跑”了，我不敢理直气壮地对人言说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要么沉默，要么以另外一种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编几句假话而蒙混过关，我没有胆量撕下自己的伪装而用一种“无理”的真实去PK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范跑跑”也在PK着我。

  先父，生于一九二八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殁于二零零八年农历五月初五下午六时。享年八十一岁。

先父一生，方圆十里以外知其人晓其事者不多，凡人一个，苦人一个，好人一个，然念想其一生的事迹和作为，也令后世子孙悲伤不已，感叹不尽。

天柱断，地维绝，父亲去了。借此机会，长歌当哭，我谨代表全家把父亲的平生遭遇向众乡邻父老和众亲戚朋友作以介绍，以纪念父亲的一生。

父亲一岁多就遇上了民国十八年年馑，四岁时殁了爷爷，为逃年馑和温疫，婆带着二爷、二婆和病中的父亲举家走到旬邑县的盘垦。一年后从盘垦搬回，再一年后二爷去世。六岁时，父亲随婆到南注泔成长，得到南注泔爷的养育和呵护。二十一岁时父亲从南注泔回来立户成家，以一口锅、四个碗、一个小瓷盆开始了新生活。如今的年轻人，有谁能想象那是父母当年结婚时的所有家当？

在孤独、艰难和饥饿中，感谢舅爷家、姨婆家、姑婆家、姨妈家和其他亲戚们的体恤和帮衬，感谢本户族长辈们的关心和照顾，更感谢村子里众多户族帮助和关照。有了众亲邻的帮扶，父亲才从极度困难中挺了过来。子女们依稀记得，六零年食粮紧张时父亲吃榆树皮、玉米芯甚至观音土那难受的样子。尤其为能有一个不再多次被灌水的庄子，父亲白天给生产队干活、喂牲口，晚上点着煤油灯一双鑡一双鑡地挖现在住的庄子。三个窑洞加一院子沙石土会有多少个土方，子孙没有一个人能计算出来，但那硬是父亲在六十年代利用给生产队正常上工、磨粉、喂牲口之余挖完运走的。有几个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家都在家里团年了，而父亲还在那十几丈深的窑洞里挖土。窑里的土挖下来堆得离窑顶有二三尺高，父亲每次贴着窑顶爬进去，在该上工、该吃饭、实在该睡觉时，才从窑里爬出来，一身泥土，暴着青筋，红着眼睛，——那就是我们的父亲。

在北孔头村，父亲是一个舍得出力的本分农民，村子里年纪稍大点的人都很清楚。无论干地里活、背石头、喂牲口、帮人做厨，还是上羊毛湾工地，父亲都从不惜力气，不为能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成绩，只为做一个好农民应该做的，只为能多挣一二分工少短生产队一点款，只为逐渐增多的子女们能吃饱饭上动学。记忆中父亲常说的一个字是“快”，快吃，快起，快做啥去；记忆中父亲吃白开水泡玉米面馍吃的是那样香甜；记忆中父亲弯腰拣我们掉下的碎馍花子是那样认真仔细；记忆中父亲在我们不争气时会抡来棍子边打边骂“谁叫你不争气”；记忆中那年大年初一全家依然吃玉米糁子时父亲说“娃，咱能有啥吃就不错了”；记忆中父亲在戴四类分子帽子时对我们说“娃，都是大把你们害了”；记忆中分队后父亲竟然也能侍弄出一斤六两重的苹果而成为当时登上报纸的“果王”；……呵，我们勤劳、节俭、性急甚至活得很很苦很累的父亲，我们小时候有谁能体谅到你的难处、你的苦涩？六个女子的所有重担压在你的背上你驮了几十年，成年后的我们终于体悟到：虽是一芥草民，但父爱依然如山。

后来政策变了，社会好了，子女们逐渐大了，日子也好些了，但父亲却一天天老了，因为信佛忌口而变得难以伺候了。多少次子孙想破了他的清口让他什么都吃以增强身体营养，但种种努力都无法动摇父亲的信仰。父亲终于因为年龄、因为长期忌口而一次再一次病倒了。大医院的医生说父亲的病是因为忌口营养跟不上去导致的，劝他为了身体不要再忌口，但父亲没有听医生的劝告，毅然选择了天命，终于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

在父亲几次病重期间，众乡邻、众亲戚不止三次五次地前来看望和慰问，全家上下非常感激。在此，我谨代表母亲和全家人向众乡邻和众亲戚表达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恩，谢谢你们。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节俭的一生，勤劳的一生。如今，儿女六个都已成家立业，子孙满堂，一代更比一代强。父亲功德圆满，驾鹤西去，我们一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勤奋、节俭、忠厚、顽强，用最大的努力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大人，安息吧。

守望公正

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呢？从最大限度地守望社会公正的层面看，似乎只有高考了。

对于高考存在的弊端，各种激烈的抨击似乎都有其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去掉高考，在中国这个特别讲究人情关系的国度里，其弊端远远大于现行高考存在的缺陷。一年一度的高考承担着选拔人才、探索课改、守望社会的公正和良知等多项艰巨任务，高考自身的不堪重负就可想而知了。

高考不是一个好东西，但目前还没有另外一个更理想的方式来取代它。所以，这个不怎么好的东西在中国还得存在一定时期，直到找到另一个比高考更理想的方式为止。

电视上每年关于高考的镜头无非是围绕考点、考生、家长以及考试交通等而进行铺天盖地地报道，没有人知道那发生在深山丛林中的许多故事。有命题老师的父母去世了，他只能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哭泣；有女老师在监控电话里同孩子说一两句就泣不成声；有男老师酒喝多了嚎啕大哭着要回家去……

最能令我们刮目的是每年五月末各省押运考卷的车队，那阵势才叫壮观呢。每一个省都启用崭新的邮政车，最前方有公安车开路，邮政车辆按编号等距离行驶，最后有武警车押送，在邮政车的副驾驶位上，有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他们把车开进命题点指定的区域，然后悄悄离开，等候工厂专门的装卸人员给他们装车。装车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靠近的，一条警戒线一拉，我们只能在警戒线外做自己的活动，更不用说那些押运人员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最后被装上车运出厂区的时候，一声长长的警笛回荡在山谷间，所有车辆在警笛的长鸣中缓缓驶出山去，我们站在自己的宿舍楼上，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悲壮。听有关人讲，押送考卷的司机和保卫回到当地后，所有人也得被隔离起来，高考保密环节的万无一失让那些所谓的贩卖高考试题者永远流于靠谎言骗人的可怜境地。谁要想在高考题目方面动点歪脑筋，那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除非你是美国的劫匪曾把运送考卷的车队误以为运钞车去劫持。

六月七号早上八点，应考的考生大概开始进考场了，我们命题组和审题组的两个组长也要去守电话值班了。这是前一天甚至前几天就已经安排好的。每人带一个出入厂区的出入牌，由专人带到工厂的办公楼上。原以为工厂办公楼即值班的地方在厂区外面，谁知就在我们被关的院子的不为我们注意的角落，一出第五道铁门向左一拐上了楼梯就是。大概每个试卷袋上都印着关于试卷问题的咨询电话吧，我们去守护的电话就是那被公布的咨询电话了。如果值班时电话响起，那可能就是我们出的题目有问题，麻烦可就大了，命题组长和审题组长需要立即拿出处理意见。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命题组长、审题组长、高职单招的命题组长和学科秘书）去一个房间值班承担“释疑解惑”的任务。那是工厂领导的办公室，电话在办公桌上显赫地矗在那儿，墙上的钟表毫不饶恕地迈着它不紧不慢的步子。为了释放电话值班的压力和无聊，我们四人带两副牌打“升级”。虽说也在揭牌出牌，但我们的心几乎都没在牌局上面，而在那静得让人发怵的电话上。八点半了，我们估计考生已经拿到试卷了，心底感觉到有一条冰凉的虫开始从下往上爬，但我们谁也不说出来，而是故意说笑、打牌。九点了，没有电话，我们已开始放下心来打我们的牌了。但是，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两个老师的牌闻声已经掉在地上。

我让自己沉着着极致、让电话铃响了三声才拿起电话听筒：你好，这里是高考值班，请问有什么问题？但对方竟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方言说了句什么。我立即说：请您用普通话说。结果，对方用蹩脚的普通话讲，他在找工厂的领导。我只好回应他说，此时这个电话在高考值班，请不要再打进来。接完电话，我发现自己已出汗了。

有了第一个惊扰电话，第二个电话打进来时，我们已经从容多了。对方是一位监考老师，他打电话问道：学生答题一律要写在答题纸上吧？我简直有些愤怒了：这问题也要问我们吗？你没看监考须知吗？愤愤然将听筒扣上座机。于是，我们四人在痛骂那位监考老师的无知中让值班气氛轻松起来。

生日感言

生于农村、长于困顿中的我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时间大概是读大学以后的事了。母亲说我生于农历五月初十，后来兑换成公历六月七号，这只能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大众万年历后才查到的。

开始在六月七日过生日大概始于90年代生活稍安逸点之后，那时在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工作，生日那天总有两三个投气投味的朋友要小聚喝一下，庆贺自己还一年一年地活着。在外地过生日印象最深的是96年至98年三年了，那时作为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招生人员，高考前一月要奔赴自己负责的省份作招生宣传，那时的高考是七月七号，那么，六月七号这一天，正是我招生宣传最紧张的时候。

96年的生日是在湖北襄樊过的，97年的生日是在从重庆回宜昌的三峡上过的，98年的生日是在四川资中县我的一个学生家里过的，都过得令我回肠荡气，久久不能忘却。但相比之下，04年到06年，我在高考命题点里开考这一天连续过三个生日，还是最声势浩大、热闹壮观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生日时间，但六号那天已经有人做准备了，让在外边负责采购的人订几个生日蛋糕，给餐厅招呼准备煮长寿面。因为这天开考，喝酒庆祝是必然的，但当把大大的蛋糕摆在每一张餐桌上点亮红红的蜡烛听所有的老师为我一人唱生日歌时，我还是感动得心底有些发潮。

翻开04年6月7日的日记，上面赫然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依稀记得是自己当时脱口说给所有为我祝福生日的老师的：

47年的经历中我遇到了难以计数的好人，尤其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友朋如云，好人如我的保护神。那么，我要祝福我的朋友和我的保护神们，有你们相伴，我每年的六月七号将是一个情浓于酒的日子，我永远要感激你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47年的经历中上苍赐予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好运几多，盛情几多，我感谢命运对我的恩赐，我期望曾经和正在或者将要关怀的人分得我一份好运：当有人在六月七号这一天和我一起共度，我恳请上苍把属于我的那份好运统统分给他们。

 (04年6月）

（05年6月）

（06年6月）

一块臭豆腐乳引发的风波

A卷考题进入印刷车间开印之后，我们的生活立即因无所事事而变得百无聊赖起来。虽说还有一个B卷，但那毕竟是B卷，用A卷剩下的边角料就可以完成了。在剩下的时间里，如何打发时间，简直成了我们最大的负担。

虽然有棋牌可以娱乐，有篮球和羽毛球可以锻炼身体，房间里也有电视可以观看，但是，一两天下来还行，后边漫长的十多天又该怎么过呢？

有关组织者也挖空心思组织各种比赛、开各种讲座（我的《关于情人现象》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开的）等让大家的日子过得尽量轻松开心一些，但无事可做、无心做任何事让大家充分体会什么是度日如年。天就是头顶巴掌那么大，活动空间就是那么狭小，高度紧张工作的时候像被扔在井里的感觉还不太明显，可一旦任务完成了，闲下来了，被扔在井里的憋闷感便一天天膨胀起来。

小庭院的池塘里养了一些金鱼，大家可以站在那里看个很久，把早餐没有吃完的馒头极有兴致地分给那些金鱼吃；池塘中间的假山上长出一棵叶子很尖的树，大家可以围着它探讨它的名字；紫藤走廊下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在那里嬉戏立即会把大家的话题转移到爱情上，至于谁晚上睡觉打呼噜说胡话吵得邻屋或者上下楼的人没有睡着，更是大家要讨论的。在那个特别有闲的时候，谁放个屁都是透明的，都有可能给大家制造一个好的打发时间的话题。

我们被关的地方第一年只关了我所在的一个省的命题人员，第二年关了两个省，第三年又多了一个省。两三个省各有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场所，谁也不会踩进对方的门槛去招惹嫌疑。但是，吃饭、散步有时难以错开，撞上了也只能“道路以目”，谁也不会主动跟对方说什么的。

但是，一块臭豆腐乳却打破了这个局面。

我不知道命题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只知道每天到一定的时间去餐厅吃饭，除早餐简单点外中午和下午都是大餐：十几盘菜三四盆汤。几十天一成不变地吃下来，大家已经不知道该吃些什么好了。有一天早餐，我突然发现餐厅摆放酱油、醋、辣椒酱的地方有一瓶臭豆腐乳，便如获至宝，以为那是餐厅给我们提供的，像餐厅给我们提供鸡蛋、榨菜、辣椒酱一样理所当然。我打开那个广口瓶的盖，夹了一块臭豆腐乳放进自己的小碗里。一种难闻的腐臭味道让我尽量把脸别得远远的，给馒头中间夹了半块后却不得不正过脸忍着臭去品尝那特别的香。同桌吃饭的老师有人也要品尝有人却让我把那剩下的半块臭豆腐用碗盖住，正在这时，有一个外省的命题老师走进了我们用餐的房间，竟直走到我的跟前，一脸严肃地说：我跟你要说明一下，那瓶豆腐乳是我们老师自带的，请你以后不要再夹了。我愕然不已，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们带的，以为是餐厅供的。实在对不起。但那个外省老师的后半句话“请你以后不要再夹了”仍让我耿耿于怀，尴尬万分。

那天傍晚散步的时候，我们一行几个人又碰到了那块臭豆腐乳的主人，其中另一个人挡住我们，很不友好地对我说：那瓶豆腐乳是我们老师从家里带来的，你不知道吃了一块也就算了，但你以后可不能再吃了。我一听，一股莫名的恼怒让我再也无法陪笑道歉下去，我正色回敬道：早上你们已有一个同志跟我说过了，我也已经道过歉并说明我是在不知那是你们自带的情况下夹的；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事，我再次向你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吃你们的臭豆腐，但也请你们不要反复说“以后可不要再吃”的话了。不就是一块臭豆腐嘛，我赔你们一瓶行不？臭豆腐乳的主人们一看情况不好，向我解释一番，拉着那个向我发难的秃头老师走了。

真是的，一块臭豆腐乳还没吃出香甜来，其臭气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晚上，知道事情经过的老师已经把这件事在我所在的省内传开了，大家纷纷找到我，有人说这关乎到我们省的声誉，给他们买个十瓶送去，有人说十瓶臭豆腐乳外再加一份道歉信，噪噪他们。一时间，大家都有些义愤的样子。正当我们联系服务员请她们打电话从县城送十瓶臭豆腐送进来时，管理我们的领导也知道了此事，他找到我，希望我不要生气，更希望我打消买十瓶臭豆腐乳送过去的念头。他说，此事由他出面处理。

后来，因为一块臭豆腐乳引发的省际间的不快由关在那里的两个省的相关领导勾通协调后自我消化掉了。第三天，我们的餐桌上也多了几瓶臭豆腐乳，只是大家觉得那味道难闻，没人愿意打开它。下午再散步的时候，我们遇到那块臭豆腐乳的主人，只见他们低着头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

 暮色里远去的背影

尽管在师范院校教过十几年书，教的学生大多数做了中学教师，但因为工作上没什么联系，我对中学教师这个群体并不熟悉。

但是，进入命题点里创制考题，就得跟中学教师打交道。因为命题队伍的组成多为中学教师。

应该说，被选拔参加命题工作的中学老师，个个都是当地的一流人物，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无愧于他们高级甚至特级的职称。但是，大概因为长期困顿于第一线教学之中，地域意识、中学思维表现在命题工作中，难免与大学教师的观念发生碰撞。他们的看法是，大学教师生活在象牙塔里，不了解中学教学现状。所以，不少时候，他们在表达自己意见时显得比较激动。

有老师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从某个市区被选拔上来作为命题者，必然作为他所在的市区的代表，试卷里理所当然地要表达他所在的市区的声音。你不理他，但他要理你，跟你明里暗里说，并指出某某老师拿出的什么题目有可能在那个老师的学校里做过。拟制选择判断题目时，有的老师可以让那几道类似文字游戏型的题目难了再难，你脑子转一个弯是解答不了的，必须转两个甚至三个弯才能破解他设下的“陷井”，破解之后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高深。默写填空一项，有许多小题出得特别窄，大学文学教师看了答不出几个，你不得不向他们“讨”一两分在这道题上才能勉强及格。尤其对于现代文赏析题和作文题的拟制，那真能算得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中学老师为主组成的命题组拿出的现代文赏析题里一定要考一道文章层次的划分题，而以大学老师为主的审题组非常反对这样考。考题交付印刷的最后时间到了，这个问题还僵持着。中学老师一定要考这是底线，大学老师反对考层次的划分也是底线。两个“底线”较劲的结果是，你我各退半步——“双赢”：最后的题目定为概括文章中某几个自然段的意思。有中学老师要把“八荣八耻”出成作文题，并极力阐明这个题目的意义。我们曾把猪八戒列为一组文学人物的第一个作为作文话题，遭到中学老师的一致反对。他们说：猪八戒贪吃贪睡贪色，全是缺点，让学生写猪八戒消极影响太大。我想跟他们辩论说猪八戒的贪吃贪睡贪色恰是健康男人的标志，但看到他们对猪八戒的成见太大，还是最后放弃了（后来我写了“中国圆形人物第一人：猪八戒”，挂在博客里以作为对关于猪八戒问题的纪念）。在讨论一组作文题其中涉及一个“阿Q有一天能姓赵”时，有位中学老师的表现就像赵太爷再世：阿Q怎么能姓赵呢？他怎么能配姓赵呢？我无语。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北师大读研时，我的导师杨先生打电话交给我一个艰巨任务，要我代表他接待从下面一中学专门跑来找他的一位老师，他在一本著作里谈到某一篇文章的层次划分，那个中学老师不同意那样划分，于是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乘车赶来要和我的导师一论高下。由于杨先生那天要去北京开会，他把接待那位中学老师的任务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只听不辩，并尽可能肯定那位远道而来的老师的意见。那是个下午，在东北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那位老师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关于那篇文章层次的划分是如何正确而我的导师的划分是如何不正确。我当时多想站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辩论，但为了不辱师命，只静听那位老师阐述，并时而肯定一下。东北的天黑得特别早，大概傍晚五点左右，他感觉终于“说服”了我，才挎上他的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离开了东北师大。我把他送到学校门口，望着那位老师在暮色远去的背影，一种无言的苍凉感席卷了我的心胸。

按我多少年的经验，我发现，同是教师，你教什么学生便决定了你是什么水平。中学老师中有许多人如果一开始就在大学教书，那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相当高了，他们的视界也会广阔成大海，但是，他们在中学几十年如一日耕耘着，其思维疆域也就难免受中学视界所困，其地域利益意识似乎表现得更为充分些。

有一年，我们拟制的考卷上午考完下午得到央视《直通高考》栏目的高度好评时，整个命题点的所有老师都欢呼起来，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当然也格外高兴。但是，当我们六月八号下午准备坐火车返回时，有语文老师打电话得知他所在的学校语文考试结果不大理想时，竟在我旁边立即破口大骂起来，言下之意他所在的学校没有考好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本不想招惹任何问题而在工作之余完成我的《关于高考的另类检验》的系列文章，但问题还是横在面前，绕不过去了。

前些天挂在“网易文化论坛”上的《阿喀琉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没想到会被版主推荐置顶，这一置顶不要紧，原本很学术性的探讨突然被关注时事的网友加进了网络上炒得很火的范跑跑事件。一时间，我要么是范跑跑的理论支持者，要么同范跑跑是一丘之貉。我该怎么办呢？

说实在话，我不想在我的帖子下讨论范跑跑，因为范跑跑与我帖子的内容大相径庭着。如果说二者有些许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阿喀琉斯所张扬的个人主义高于一切与为人师表的范跑跑地震突发时自己先跑且振振有词在纯粹“利己”层面上的契合。

阿喀琉斯为捍卫自己私有财产的绝对尊严而采取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源于阿喀琉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希腊人价值观念对个人权益的看重；范跑跑先跑行为的出现，既可以看作是生命在突发性灾难面前的求生自保，也同样可以看作是“让领导先走”、“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榜样力量的具体延伸。阿喀琉斯的行为成就了阿喀琉斯甚至成就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范跑跑这一跑却引来了又一场中国社会泛道德化的轰轰烈烈的暴戾声讨。

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时受藏独干扰、被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道德化声讨还未结束，围绕四川灾区捐款多少问题的道德绑架又开始了，这次道德绑架可能因某些地方的操作不当把爱心捐款变成了变相摊派终于无疾而终，范跑跑一跑出名于网上，立即填补了“无疾而终”留下的空缺。

道德绑架者需要有人填补空白的时候，范跑跑率先跑了过来，恰被逮了个正着。

突然想起诗人北岛在他的《回答》里写的这样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果说“让领导先走”及其“让领导先走”的实践者是卑鄙者的话，那么，在一个利他主义的内陆文化圈里，怎么会生长出这么多的卑鄙者，他们怎么可以拿着那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无视丁点良知和人性干着杀人放火的勾当却又要用“王道”去德化天下，这该是多么大的历史反讽？

多少年不能理解《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我最近突然贯通了他的“有人要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给他打”甚至“去爱你的敌人”的人生信条。雨果通过冉阿让想说明什么呢？呵，我终于明白了：在一个民族甚至类的文化里，对待异己者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敌人的态度，将从根本上决定着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因为异己者甚至敌人说到底也是自己的同类，是另一个自己。而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对于异己者尤其对于敌人的态度是非常逼仄的，一旦有异己或者敌人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他的肉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没有考虑到勇者既释放了人性恶又可能被更勇者杀掉。这种无法容忍弱者、异己者和敌人合法存在的态度，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道德评价体系的妖魔化和绝对化。平凡小人物如果不能达到道德理想那样的标准就可能被绑架起来示众以泄愤，而被捧扬的道德理想（也可能是假的或超现实的）似乎可以随时拯救自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化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个人生存现状存在忧虑，缺乏信心，把自己没有完全当人看。

假如给范跑跑一次跑的机会和说出真话的机会，也就等于给了你我这样普通大众一次跑的机会和说出真话的机会。一个人可供选择的合理机会多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空间或许更明净一些，个体的和民族的胸襟或许更宽广一些，道德的尺度也许会更人性化一些。这样，我们也可以像盲人荷马一样在恢宏大气中对范跑跑先跑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反思和质疑，而不是去通过一些非理性的言行表面上似在贬损、咒骂那些非道德者，本质上却在贬损自己。

4+6=10吗？

读初高中时，我的数学还是比较强的，以至于被周围同学呼为“数学王”。可是，时隔几十年后的高考命题点里，在一个10分题下出现两道小题一道4分一道6分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肯定10=4+6，而是要列两次算式演算之后，方敢肯定4+6=10，方敢最后签名确认。

每次命题到了最后的复核、校对阶段时，命题者似乎对什么都不敢轻易相信了，其神经质犹如我要列算式去演算4+6=10。当最后一次定稿摆在面前要我签名确认后即可开印时，我拿起笔，颤抖着，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从我心底油然升起。我感觉自己那时在签一个生死状，一旦签上名字，似乎立即把自己交付出去了，再也不可挽回了。但是，阿Q在大团圆前画圈没画圆的细节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居然怀疑自己写了几十年的姓氏“杜”字是否就没有写对呢，打开案头的《中华大字典》，一查“杜”字，左边为“木”，右边为“土”，没有写错，这才签上自己的姓名，不至于出现阿Q那样的错而贻笑后人。

题目在创制时可以进行各种大胆假设，要在一些根本没有问题的地方拿出有意思的考题来，真是一件特别挖空心思、拷问智慧的事情。你提出一个假设或拿出一道题的雏形，首先得看能否引起其他老师的关注，引起多数老师注意了才有可能对它实施进一步打磨，否则你再好的创意也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罢了。不少时候，我们共同打磨一道小题，尤其是那些多项选择判断题，陷入其中之后，连我们自己都会在一团糊涂中出现短暂的眩晕，然后在咒骂考纲中走出短暂的眩晕感。拟制和打磨考题时，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和豪情的，但进入审核、校对阶段，我们则不得不神经质起来。尽管有什么命题组和审题组之分，但一旦出了错误和瑕疵则是整个语文组的，会在全国语文界永久性地留下把柄。所以，04年的考卷已经开印之后，有老师夜里做梦时突然发现我们把一个常识性的字写错了于是喊醒全体老师连夜商讨如何勘误的事；所以，06年当我们校对了数百遍的考卷被工厂的校对员发现了一处极其重要的错误时，我们全体命题人员向那位校对工人鞠躬、敬酒；所以，6月7号开考的前夜，我虽躺在床上千方百计强迫自己入睡，但却仍有躺在焚尸炉上被烧焦的感觉。呵，当你手里拄着的拐杖突然之间有可能变成一条蛇的时候，你还敢相信什么呢？

即使是这样一种心态对待考卷，我参与甚至负责的卷子里仍有在考后才被人发现的不该错的错误，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老母猪也能看出双眼皮来”

去参加高考命题，有两种人最合适不过：一是中学老师，一是女性。中学老师如果能去参加高考命题工作，在同行和学生眼里会是一种无尚的荣耀，之后会名利双收。如果是女老师，之后的名利双收还是未来时态的，而正在进行时的被欣赏和被呵护会让她们在那个小地方立刻年轻美丽动人起来，甚至连笑容都娇羞起来，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岁似的。

而大学老师，尤其是像我这样自由闲散惯了的大学男老师，经历一次就足够了，而接二连三去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折磨。我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回来后谈在那里的感受说，那是一个连老母猪都能看出双眼皮来的地方。

虽是笑话且有些刻毒，但它起码反映了这样两个现象：一是女老师在那里受欢迎的程度如众星捧月一般；二是人性会无视什么斯文和严肃，总要暴露它的本真面目。

有关部门决定高考命题人员时大概也考虑到性别因素的作用力，所以，各命题组总要有少量女老师。英语这一科最抢眼，女老师数量每年可达三四个之多；语文组按道理不应那么惨，但实际情况竟然和数学组一样，年景好时会有一个甚至两个女老师，年景不好时居然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年景好时，我们会捧自己组里的“月亮”，围着她转，吃饭争着给她打，散步多人陪着走，照相每人都要和她照，嘘寒问暖也几乎是众口一词，……男士们大都有点争宠的味道，惟恐自己被挤了出来；而年景不好时，自己组里没有一个女士，同志们便会把目光投向英语组或者数学组，而英语组或者数学组的男老师们则会把齐刷刷的目光反投过来，带些许“绿”意。

哈，走在众多男士欣赏的目光下，女士的脚步不觉轻盈起来，下巴也开始抬高了起来，脸部的笑容也更甜甚至更娇气起来，身上的衣服也换得更勤起来，照镜子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多少年沉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她们大多已青春不再，正常的生活圈子没有更多的人尤其没有众多男同事打量欣赏她们，她们只是一个极平凡的存在者，而一旦被放置在高考命题点里，情况一下子就不同了：她们简直成了除命题之外的生活的中心，时间对她们似乎是倒着流的。

你看，早上五六点我光着膀子在篮球场跑步，有男老师提意见了，说他们组有女老师，我光着膀子不好。你看，偶尔一次卡拉OK，女士不会跳舞都不行，跟某个男士多跳几个曲子也不行。你看，命题告一段落外出旅游放风时，男士们大都跟着女士跑景点照相去了，把前来看望我们的省里的领导晒在一边，领导得知情况后笑道：想不到竟是一帮登徒子！

我和儿子两代人的高考，都是在极度放松的心态下让它成为一种过去。而若干年后关于别人的高考，却折磨得我岂止是一个寝食难安、形消骨瘦？我几乎闻到了自己的灵魂被放在焚尸炉上烧烤的焦糊味。

我的高考是在1977年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四类分子”）， 突然有政策能让我参加高考就已经不错了，我还敢奢望什么呢？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因为高中的数理化书籍让母亲做了鞋样之类而不得已又选择了我的弱项——文科，去县城参加考试在我看来纯属凑热闹罢了。考试前一天下午我赶到县一中，碰到了我认识的县文教局长的儿子。他告诉我说：今年报考文科可吃大亏了，听说陕西省报考文科的160多个人才录取一个。本来就不抱希望，再一听消息灵通的他这么一说，我当时就说：那考啥呢？不如明早直接回去算了。他安慰我说：已经来了，还是在考场上看看考题是啥样子吧。所以，不抱任何预期的我晚上很泰然地早早睡去，第二第三天坐在考场里，那种极度的放松心态让我后来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我不慌不忙地做着考卷上的题，偶尔抬头看一眼一脸严肃的监考老师，心里直想笑监考老师严肃得有些过了。卷子做完之后，我没有表看时间，也没有提前交卷，而是若无其事地看监考老师抽着烟在考场上转悠，看窗外几只麻雀在树上因什么在吵架……。我似乎置身考试之外经历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那次高考，而令我和许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考上了。

儿子高考是2002年，那时高考已经被整个社会炒得很热了。为人父母的焦灼让我从西安一次次往儿子就读的商洛跑，找儿子的老师谈，跟满不在乎的儿子大谈特谈高考对于他的重要性并给他加油打气。儿子被说急了，扔给我一句：皇上不急太监急。噎得我既气极败坏又无话可说。高考前一天，我从西安赶到商洛给儿子助阵，谁想他竟说：不就是个高考么？我能应付得了，你扔下工作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他不让我去陪他看考场，也不让我去考场外和许多家长一起晒太阳。考试前一夜，我还担心他会紧张得睡不着觉呢，谁知不到十点他已经呼呼大睡了。儿子最后一门考试时我本想去考场外体验一下家长望着考场看着手表那种紧张焦急的心情，但因为那天服什么沙星药物过敏，连想体会家长在考场外等待考生的心情都没能体会了。

而突然被人抽去做高考语文题目的炮制工作，一年又一年，连续三年，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按我的处事观念，我是不大喜欢做此类受万众注目的事情的，个人的思维和成千上万个学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稍有差池被众人唾骂不说，更重要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前程。再者，每年高考时受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就是语文这一科了，人们不去议论英语和数理化考了什么，但一定要议论语文卷子考了什么，题目如何。

但是，去不去做又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今天晚上有电话，明天就得集中，准备入闱。

听说湖北省有一次什么考试把命题人员关到女子监狱里去了，我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而我三次被关的地方在解放初也是一个监狱，后来改建成一家保密工厂。一道又一道铁门从外向里延伸进去，在原始山林的山脚下，周围是高高的铁丝网，头顶上有许多探头在监控着那个院落里的每一寸地方。高考在保密环节的万无一失性决定了命题人员只能做短期的高级“囚徒”了。你一旦被关进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出来时则到了高考结束，不管你家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情，你都别想离开半步。

周围是陡峭而青翠的山遮挡着你的视线，视阈空间的逼仄会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几十天时间多生活在第五道铁门和第六道铁门之间，尽管一日三餐甚至四餐由人提供，尽管也有棋牌室和篮球场，但活动空间之狭小总让人有憋闷感。因为工作性质的极度严肃和紧张，大多数人都锁着眉、沉着脸、不苟言笑。每到晚饭后，所有人从餐厅出来“放风”了：于是，在小得可怜的院子里，人们便开始做集体散步活动以放松自己。刚入闱的一二十天是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候，工作起来真正可以忘记时间的存在。有几次，我急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要办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但进了房间后却想不起那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房间转一圈或者几圈后，才在额头猛拍一把：噢，原来要去卫生间。

夜里两三点钟总有人在宿舍楼下踱步、抽烟、叹息，什么时候终于回房间睡觉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为了明天更紧张的工作，睡前喝一小瓶甚至两小瓶二锅头，在醉意中昏昏睡去，暂时忘却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惧感。一觉醒来天还没有亮，我便穿上运动鞋，光着膀子，围着那唯一的篮球场一圈又一圈地奔跑。一次跑步能跑多少圈我根本无法记得，只是在我跑过的地方，汗水滴在新漆过的篮球场地上面，一天比一天密集了起来。在狂跑中，我通感了《红岩》中的华子良那种奔跑不息的心境。近似疯子式地奔跑，流出许多臭汗可以减肥，更多是为了释放和缓解压力的缘故。正当我想着自己的汗水何时可以把篮球场包围起来时，一场大雨冲走了那密集的暗黑色的汗斑，我在看不到成绩的地方继续着这种无望的运动。

（手头事情很多，先写到这里作为“之一”吧。余下的大量内容等有时间慢慢叙述）

他完全可以杀了你，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他又没有杀掉你，还可能给你食物和水以延续你的生命。于是，在你的眼里，他竟是那样仁慈，竟是那样伟大。久而久之，你便与他同呼吸共命运了，你把他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使命，热爱并膜拜他，并准备随时为他去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可思议得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社会现实就这样无情地拷问着人类的理性，面对斯德哥尔综合症患者，理性的追问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劫匪显露出非同寻常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庭上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表达出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照顾他们的感激，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有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无独有偶。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前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而具有黑色幽默的是，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苏联家庭里“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似乎不能再举什么例子了。

根据社会心理学专家的研究，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某种暴力能够使你产生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感，你觉得你的性命随时都有可能终结，而在何时终结或者不一定终结，则取决于施暴力的人。

　　第二，施暴力者也会施予你一些小恩惠，特别在你已经绝望的时候。这种施予会让你对他感恩戴德。

　　第三，施暴力者会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得到的信息和观念，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后所给你的，你别无选择地接受着来自于他的精神控制。

　　第四，施暴者会让你时刻感觉到，除了顺从、任他摆布和宰割，你无处藏身、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场效应”，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然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一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利益集团，还可以是某个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整个国家的人民。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络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意义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长经验，让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显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质量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的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民主改革的目标。

　　在开票当天，全球有数亿的华人透过电视与网络的直播，密切关注选举的结果。因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新时代的任务

　　未来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带领台湾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巨变之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快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挽回过去流失的机会。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将是我们振兴经济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决心坚定，我们一定能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

　　台湾是一个海岛，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大幅松绑、释放民间的活力、发挥台湾的优势；我们要引导企业立足台湾、联结亚太、布局全球；我们要协助劳工适应快速的科技变迁与产业调整；我们还要用心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不当干扰。我们在响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与发展的机会，也一定要兼顾台湾与全球生态环境的永续经营。

　　新政府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导正政治风气，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环境。我们将促进族群以及新旧移民间的和谐，倡导政党良性竞争，并充分尊重媒体的监督与新闻自由。

　　新政府将树立廉能政治的新典范，严格要求官员的清廉与效能，并重建政商互动规范，防范金权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权力的公仆，都要牢牢记住「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一句著名的警语。我们将身体力行诚信政治，实践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政见。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从全民福祉的高度出发，超越党派利益，贯彻行政中立。我们要让政府不再是拖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领导台湾进步的发动机。

　　我坚信，中华民国总统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遵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身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与彰显守宪的价值。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我们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对立法院负责，司法机关落实法治人权，考试院健全文官体制，监察院纠弹违法失职。现在是我们建立优良宪政传统的最好机会，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敬重的成员。我们将以「尊严、自主、务实、灵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与争取国际空间的指导原则。中华民国将善尽她国际公民的责任，在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禁止核子扩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动、以及加强人道援助等全球议题上，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全面融入东亚经济整合，并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要珍惜邦交国的情谊，信守相互的承诺；我们更要与所有理念相通的国家和衷共济，扩大合作。我们有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将编列合理的国防预算，并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追求两岸和平与维持区域稳定，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台湾未来一定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峡两岸能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今天开始，共同开启和平共荣的历史新页。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的发展。英九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并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协商的准备。希望七月即将开始的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未来我们也将与大陆就台湾国际空间与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最近三次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分别是三月二十六日与美国布什总统谈到「九二共识」、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提出「四个继续」、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张两岸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一致。因此，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十分的惨重，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表达由衷的关切，并愿意提供实时的援助，希望救灾工作顺利，灾民安置与灾区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湾的传承与愿景

　　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始，英九深知个人已经肩负二千三百万人民的付托，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职务，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责任。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纳着先来后到的移民，滋养、庇护着我们，提供我们及后代子孙安身立命的空间，并以高峻的山峰、壮阔的大海，充实、淬砺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文化，不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延续，更得到扩充与创新，进而开创出丰盛多元的人文风景。

　　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内，我们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一百周年。这一个亚洲最早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在大陆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在台湾的岁月却将超过一甲子。在这将近六十年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悲欢岁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当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实现，但今天在台湾终于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台湾的未来，英九充满了信心。多年来我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与各行各业的互动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盱衡时局，环顾东亚，台湾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珍贵的文化资产、深厚的人文素养、日渐成熟的民主、活力创新的企业、多元和谐的社会、活跃海内外的民间组织、遍布全球的爱乡侨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们秉持「台湾精神」，善用我们的优势，并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澎金马建设为举世称羡的乐土、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台湾的振兴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间的智慧、需要朝野协商合作、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的投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从此刻开始，卷起袖子，立即行动，打造美丽家园，为子孙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础。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大家一起来奋斗！

　　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湾民主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时光通向没有尽头的未来，沧桑写照着岁月的无奈。在人类从荒蛮步履维艰着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应该重点记住的时间和事件不计其数，但一千年一万年后的人类肯定会记住：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中国政府为在四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平民举行国家级哀悼送别。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各种评论文章已经很多了，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说：人类的未来会记住这三天的，因为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将可能告别几千年的等级制而步入平民社会的历史原点。因为在这个民族的灾难史上，战争中、荒馑中、自然灾害中一次死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平民是很平常稀松的事情，因为平民是贱民，是草民，是愚民，他们的生死是不足以挂齿的。中华文化对于生命的漠视直到四川汶川大地震才可能走到了尽头。许多许多的灾难和死亡没有唤醒这个古老的民族对于生命的重视和礼赞，所以，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这三天的国家哀悼日，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才可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非常光辉的一笔。

      在生存层面，所有人的生命都因只有一次而显得弥足珍贵，轻重贵贱那只是非人性化的荒蛮的区分。当你尊重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自己的生命价值也自然得到了提升。我们的民族终于体认了这一点，所以，我为在四川大地震中罹难的几万个生命而突然中止而感到无比悲痛的同时，也为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从褊狭的单向度的体认中走向恢宏广阔而自豪。

      警报长鸣，我敲几行文字，为在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同胞们默哀，为中国人挺起胸膛开始走出人之为人的样子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