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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旅生涯(六)  

2010-02-23 11: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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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新落成教员办公楼,分给我和一个年轻同事一间,因为那个年轻同事很快被借调到政治部,那个房间就我一人了。空调、风扇、电话、书架、办公桌椅、电脑及打印机,一应俱全。不喜欢去办公室做事的我也开始泡办公室了。早上七点多去,晚上十点多回,除吃饭睡觉必须回家外,即使是节假日,也大体遵循已经习惯了的作息时间。

一个人往斗室里一关,是我比较喜欢的。想看书写文章时则坐在办公桌前,不愿做正事时则坐在电脑前。九七年那会儿的电脑已经告别了286换成了386486,还不能上互联网,但它毕竟给我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我把dos各种版本的启动系统和ucdos中文处理平台拷贝在几十张3寸盘上,我把五笔字型打字操作到每分钟输入一百二三十字的速度,完全无视数学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和只认识26个英语字母的实际情况,我竟然啃起BASIC语言和FoxBASE+这些偏向计算机专业对我却没多大用处的东西来。课程不多,工作量不大,四十出头的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沉在电脑里,曾敲打出二十多万字的写作著作和在百万字以上的备课资料,曾把《易经》、《诗经》、《论语》、《庄子》、楚辞、《文心雕龙》打成电子版并翻译出来,也曾把当时好玩的电脑游戏买来玩一遍甚至若干遍。现在电脑前坐久了肩背不舒服,大概就和97年前起在电脑前坐得太久有关系吧。所以,敲到这里,我就想起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准时和一个姓华的教员走出办公楼在校园里散步的情景来。华教员大我二十多岁,个子高出我许多,人很严肃正派,总穿着军装,但我敲他门或他敲我门时,声音则大得只有我们能够理解。散步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一些话题,在教学区信步走去,时间短则二十分,长则半小时以上。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请离开电脑出去走一会儿吧,外面空气好,散步益处多。

一部电话连着办公室与外面的世界。

96年去湖北招生前就知道外语学院每年接收一定数量没有考上大学但又想来外语学院学习外语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与学校各方面盘根错节着一定关系,学校虽不承诺给他们发毕业证,但最后基本上都给发了。利用这一资源,我从96年开始也介绍起没有考上大学但又想上大学的“关系生”来。而这一介绍,使我的人际关系空间伴随着连续招生一下子扩展开了,我让正式招来的学生和介绍来的关系生供着,他们在开学时会给我送来许多特产,他们的家长则往往于周末晚上七点到九点一个接一个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问好。我充分享受着中国式人情关系带给我的快乐。

熟人介绍来在洛阳工作的一个陕西老乡,姓刘,在铁路上工作。他孩子当年高考想考我们学校,但他又怕孩子考不上就提前跟我拉关系希望我到时能够介绍进去。所以,一场一场的饭局,一次又一次地送礼下来,他的孩子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在我们学校插班学日语和去日本留学之间,我帮他选了后者并跟他一起跑孩子的留日关系。那段时间,他的那辆尼桑车拉着我和他跑了洛阳许多单位和酒店。在酒桌上,老刘给我介绍了一位在洛阳机场工作的朋友,于是,我便有了掏510元搭乘机场内勤飞机飞广汉飞昆明飞福州的机会。老刘要了我一张不穿军装的照片,给我办一个铁路职工工作证,让我也揩揩铁老大的油。于是,掏两块钱手续费可以坐卧铺到兰州、成都或者南京、上海,不坐卧铺时则随时可以从铁路职工进站口进站上火车只需把那个证件出示一下。当然,揩铁老大油坐免费火车时,我得脱下军装穿上便装才不至于被人看出破绽来。

课程少甚至没有课的时候,我就拿着那个证件往外跑,而更多时则是往陕西老家跑,周五或者周六去,周日或者周一回,有时甚至今天去明天就回来。坐火车方便得犹如我在学校里骑我的单车一样,而一回到陕西,就有同学或者关系生的家长派来车子听我指挥,我俨然成了在外面世界干大事的了不起的人物一样。

中国的人事只有当你游刃有余地驾驭了许多“闲事”以后,才会成为这个社会里的“能人”,才会升华出“中国的事情只要你想办,就没有你办不成的”的至理名言来。

帮一个在政界混的同学跑过官,找人让一个亲威的亲威转业安排在咸阳,通过关系帮复员回来的堂弟安排一份正式工作,给同村一孩子找份事情做让他通过自学考试,等等。一个教书匠,一无权二无钱,出门坐车都是要“蹭”的人,全凭一张嘴,扯虎皮当大旗,无中生有,瞒天过海,竟然办成了一些事后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我仅简单传述一下给弟弟办宅基地和给村子打井要钱的事。

乡下的大弟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了。按照当时划分宅基地的标准,弟弟跟所有新划宅基地的人一样,都划了三间宽(大约十米)的宅基地。不知什么原因,座东向西的宅基地的北面与邻家之间留下一个两间半宽的走道,既住不进去一户人,又成了附近人倾倒垃圾的场所,更没人考虑夏天下大雨东边的水从那过道下来对我弟弟住宅的影响。等到我弟弟的苹果库第二次被从那过道而来的雨水淹没之后,我们才有了把那块空地划进来的想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弟弟住宅的安全问题,也让住宅面积稍大一些。但是,跟村里的干部一谈,想不到那盘根错节的阻力非常大。大家宁肯把那块地闲置起来给你制造麻烦,也不愿意让你把它占去利己利人。这就是典型的农村人,也是典型的中国人。我带着礼品找了村支书和村主任,他们要么提出难以接受的方案,要么推诿给上一任。我恼了,振振有词地把他们训斥了一番,然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强大攻势。从县里开始,县里压到乡里,最后再由乡里做村干部的工作。一块在我们老家那地广人稀得不值什么的宅基地,最后演变成考验我的办事能力的试金石,成了我和村干部甚至村里相当一部分人较量的角斗场。所以,坐免费火车一趟又一趟往回跑,这件事也是原因之一。

县里一位很要好的同学手中有一定权力,当我说完此事后,他立即叫来我们乡的书记,当着我的面对乡书记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解决,还要解决好,不能让村里人有什么意见。有了我的同学的直接插手,乡里用了近两年时间,才勉强做通村干部和村里人思想工作,最后让我弟弟掏二百元把那块地买了去。宅基地由原来的三间宽变成后来的五间半宽,村里人尽管有意见,但他们都说不出话来,谁让他们遇上一个“蹭”火车“蹭”小车的我呢?上大学前我的“烂脏”在村子里是有目共睹的,怎么现在会“能”成这样呢?

在中国办事,最难的莫过于空手向上边要钱了。要官无非是拿钱财去打点,找对了人,打点到对方的“痒”处,这事就有把握了。而伸手要钱,拿着一份盖有村委会红印章的打井证明越级向上边要钱,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过后想想,那时的我的确有些走火入魔了。

村子里三十几户人家集资打了黄土高坡上有史以来的第一眼深井,花了几万块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井打成并已经灌溉浇地了。只是在打井初村上开会时有一个说法,希望在外面工作的人想办法能从上边要一点钱,给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壮一下脸面,要到的钱也四六分;只是村里在外面工作的一个人很快接了去并扬言能要到多少多少万但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关于钱的音讯。我有一次回家和负责水井的头儿聊起此事,他说那人要钱属于说大话,根本没门。我冲动了一下说:那我试试吧。而这一试,没想到最后还真的要下几万元来。

拿着村委会给我盖了印章的打井困难补助申请,穿着我那在学校里都不大常穿的军装,把自己打扮成关心家乡建设的热心人士,出入在省上的一些机关,打听到市水利局当时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甘露工程”救助对象,我最后通过人介绍人把目标锁定在市水利局。市水利局的领导我根本不熟悉,但我从外围入手,通过和他们熟悉的人给他们打电话、写条子,终于,我带着极不值钱的礼品去拜访水利局的领导。水利局的领导对我的问题不置可否,但我毫不气馁,吹嘘自己和某某人是大学同学,和某某人是研究生时同学,和某某人是亲威。大话说得煞有介事并信誓旦旦地要把他儿子将来弄到军校里去学习。水利局领导终于答应考虑了,我不失时机地给他那爱读小说爱玩电脑游戏的儿子送了几本小说和几个游戏光碟,一年多之后,我们村被列为市里的“甘露工程”救助对象,拨款十三万。

十三万拨到县里,县里截了四万;九万拨到乡里,乡里又截了四万。最后村上负责打井的人和我去乡里取回五万块钱,我都不大敢相信会有天上掉馅儿饼砸到我头上的好事。

有过这样一些经历,我终于明白了“事在人为”在中国的含义,我也终于可以操作一些难度相当大的事情了。

这样的叙述容易给人造成我不务正业,整日游荡在学校之外的社会上的印象。其实,转业前的那几年,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耗在我的电脑上,坐免费火车和小车,办一些闲事,只是我的教学、科研生活之外的细枝末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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