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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黄土高坡我的家  

2006-11-14 15:34: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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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家,爷爷奶奶的笑容,爸爸妈妈的花发,庭院中的桂花树,老房角下的弹子洞,……无论谁回想起来都沉浸其中激动不已,可要把最熟悉的家讲给别人听并且让别人也熟悉起来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这即所谓语言交流的困惑。

今日刚从老家回到省城,雨后的西安很凉爽,坐在师大寓所的我突然想给人讲讲老家的事,于是趁着刚从老家带回来的印象还未消失,就打开笔记本凭着感觉叙述。

其实,关于老家和父母的文字在我的日记里已有很多了,但日记本都在遥远的福建,况且那些文字大多夹杂在怀人感物的其它篇什中,自以为很清楚明了,实际情况却是零碎片断中的一鳞半爪。而要较为完整地叙述我的老家,必须从头开始。

我的老家在很贫瘠的陕西乾县东北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在中国地图册上“西安附近”的那一页上,如果你能看到乾陵和五峰山,我可以指点你在乾陵东二十里、五峰山南十里的交汇处找到我那破烂不堪的老家。小时候的我常望着北面的五峰山和西面的乾陵遥想着村子外面的大千世界,住在土窑洞里吃着菜根、榆树皮甚至观音土的我经常问自己一个多年后才能明白的问题:为什么种粮食的人总没有粮食吃?全家六七口人一年只吃二斤菜油一斤多肥肉的日子过过,上初中时要寄封信母亲向邻居家借几分钱没有借到的事经历过,夏天总见不到天下雨,冬天总见西北风裹着黄尘弥漫天空。尽管老人们常说天下最好的地方在陕西,陕西最好的地方是我们那儿,但自我懂事起,我就有些怨恨父母把我生在那个破败不堪的穷地方。

窑洞、槐树、土墙等几个意象组合成没有生气的村子,像人随便扔在那里的一堆温暖的旧衣服一样,四围沟沟坎坎的黄麻色直往人眼里蹭。窑洞要么像天井式的打在地下,要么在土崖前挖进去,黑洞洞地像牛鼻子;各家的院墙是用黄土筑的高达三米多的土坯墙,墙底挖开一个拱形,就算门了;村子里的树多是土槐和洋槐,长得和人一样艰难,至于桂花树,村里人十有八九是没见过的。通向远方的路爬上土墚,像又脏又旧的裤带。

1978年上大学前,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作一个小农民而生存。上小学和中学,仅是为将来作一个正式农民长身体罢了,多少年最关注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如何才能吃饱肚子。

父母是非常勤劳的,记事起就见他们没黑没明地干活,因为兄弟姐妹多而劳动力少,父母在不堪重负中就期望作为长子的我能勤快一些,可我小时候竟那么懒,以至于常常遭到父母的打骂和呵责。别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爱孩子的,有伯伯叔叔帮家里干活的,有姑妈姨妈给孩子个糖果解馋的,可我们家没有。多少年后我才明白:爷爷去世早,父亲随改嫁了的奶奶曾寄居他人门下长到16岁回家另立门户到24岁,才娶了外公外婆早逝又无兄弟姐妹且只有16岁的妈妈组成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家庭的。

现在的我们条件好了都知道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可在那贫瘠的年代贫瘠的黄土地上,父母硬是用他们的无可奈何的辛劳和可怜兮兮的节俭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因为不可逾越的贫穷,家里几代人的眼睛里就总有饿光,如果你仔细看,即使在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我们家的许多人的眉宇间仍镌刻着不屈挣扎的焦灼、无法言说的不知足、既自卑又要强的气质。所以,当年幼的我偷懒或做了坏事时,父亲便没轻没重地揍;当读大学的儿子暑假回来表现出游戏人生的生存观念为我不齿时,我情绪激动地讨伐一番但儿子无动于衷后我几乎要赶他出门了,……性格中的迂直和逼仄,有遗传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更有生活境遇方面的原因。

父亲是个一生只知勤劳和节俭的人,总见他头上暴着青筋在田垄里和家里起早贪黑地忙活,生产队里最重最累的活儿是他的,家里住的三孔土窑洞和半亩面积的沙石土是他摸黑挖下来运走的。长年累月的辛苦并未能改变穷得不能再穷的家运时,父亲就表现出人只有在绝望中才有的焦躁感和坏脾气。记忆中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快”,记忆中父亲眼中总有凶巴巴的光,记忆中父亲端着大海碗吃白水泡杂面馍是那样狼吞虎咽,记忆中父亲没有说过一句疼爱我们的话。吃饭的时候,姐姐或我端出一个方木盘往窑洞里或庭院里的平地上一放,全家人就围拢过来蹲下去准备开吃,木盘一边放几双筷子,另一边放着红薯、土豆或杂面馒头,中间是一个调好醋、盐和辣椒用来蘸馒头块品味道的小碗,父亲总是最后蹲下来并准确无误地说,快吃,吃完干什么什么去,然后一声不吭地吃将起来。我们偷看父亲一眼,不敢说话,于是一顿饭吃得既鸦鹊无声又速度惊人。“鸦鹊无声”是指没有人语,呼呼的吃吸声是只有生于贫困农村中的我们才能想象出它的快意的;速度慢了是不行的,谁吃慢了不仅会招致借吃饭偷懒的呵责,而且会有吃不饱的危险。如今,78岁的父亲已不再领导全家进行电闪雷鸣式的就餐了,他端过属于自己的碗一人蹲在房檐下几下就吃完了,我们和母亲坐在饭桌前边吃边聊什么,已信佛吃斋多年的父亲总是向我们投来关切的目光而不再过问什么了。

一芥草民,连马克思、孙中山都不知道是何许人的人,居然在二十年时间里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多年以后的我才敢偶尔幽默一下:父亲大人如果真知道什么是“反革命”,那应是一种无尚的抬举!可是,他连自己是如何获此“桂冠”的缘由及始末都没弄明白就戴了二十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现在似乎只能用“黑色幽默”来比拟才恰当!1992年我在县上有关部门查了这方面的档案,始知道22岁的父亲于1950年初经人介绍加入了时为国民党残余分子控制的“中华道德慈善会”这一组织,捐了不知从何处弄来的五个大洋,步行去过浙江,还当上了这个组织的类似于班级小组长的官衔,50年底曾被收容审查过,但很快被定性为“历史清楚,不构成犯罪,予以释放”。1960年,让内忧外患折腾得患上了心理疾病的中国领导人担心蒋介石会反攻大陆,没有红头文件,从上到下只以电话的方式通知各地把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管制起来,给这类人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于是,父亲就在劫难逃了。一顶帽子,让本来就内敛委琐的父亲别无选择地向自己和家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改造运动,这种改造,影响最大的除父亲本人外便是我了。

父亲虽会写几个字,珠算也打得很好,但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材料,半年一次的改造悔过材料,七十年代的申请摘帽子材料等等都历史地落在我这个长子身上。写各种材料的时候,我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角色中,严酷拷问自己一番,如同基督徒面对上帝要忏悔一样让自己体会沉重的犯罪感之后才动笔的。那个时候,父亲通过劳动改造自己,我实际上已经通过文字从心灵深处改造自己了。很有意思的情况是,1975年左右,由于父亲劳动改造好,村上有意要摘去他的“帽子”,材料一级级报上去,到了县上一查,该人无“帽子”可摘,但“口头帽子”已经戴上很久了,那就继续戴着吧!

母亲姓范,生于离老家北面五里地的南坊镇。通过母亲后来的讲述得知,范姓在南坊镇是户有钱人家,姥爷不务正业,既抽大烟又赌钱,姥姥先嫁到老家之南十里地的北注泔村,死了丈夫后才嫁给不知何原因丧了偶的姥爷的。姥爷没有兄弟姐妹,第一位夫人又没生下孩子,姥姥嫁给姥爷后仅生了母亲没多久就去世了,在母亲十四五岁时,姥爷也去世了。总之,孤儿式的母亲嫁给了孤儿式的父亲,才有了我们这个家,也才有了我和今天的文字。

记忆中总有母亲夜间纺线织布的声音,幼时贪睡且什么都不懂,天黑一觉醒来就听见纺线声和有节奏的织布声,有时亮盏煤油灯有时漆黑一片,听到那声音就奇怪:母亲为什么不瞌睡、不睡觉呢?小时住在村中央的一间半宽的地坑窑里,纺车就安放在锅头连炕的炕头,织布机在东边的那孔仅有两三米深的土窑里,我偶尔从被窝里探出脑袋借着母亲纺线的光亮打量我们的家当:一个老式木柜,旁边配一个矮下去一半的小木柜,再就是锅碗和农具了。如今想来,在那孔又黑又有可能随时塌陷下来的土窑里,能爬出我们村乃至方圆十多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或文化人真是个奇迹。在村中央生活的几年里,父亲总被生产队派出去上远处的工地干活,记忆中只有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推石磨磨面的经历,只有吃榆树皮拉不下来母亲用把老式钥匙帮我掏的经历,还有母亲用又老又钝的刀子给我剃头疼得我哇哇叫就想跑就被母亲抓回来先赏一耳光的经历。记忆中的母亲是很厉害的,一年夏天遭遇大雨,村子街道中的水从高处很快灌满院子里的窨井后然后灌进窑洞里,那一夜的母亲特别厉害,她先是叫骂父亲的懦弱和无能,不一会儿就把大队书记从被窝拉了来站在半尺深水的窑洞里。母亲当时对大队书记说了什么话我不记得了,我隐约中记得母亲当时说话的气势有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不久,新宅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五间半宽的庭院解决了自不当说,我从那时就记住了母亲在关键时刻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伟丈夫气概。

……唉,如烟的往事,冗长的文字,到底有谁会在乎呢?还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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